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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官制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2)

    發布時間: 2011/11/17 16:24:08 被閱覽數: 次 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文字 〖 〗 )

    蒙古對畏兀兒和河中、對阿姆河以西廣大被征服地區的統治,與對漢地的統治差不多采取同樣的方式。窩闊臺初年,蒙古本部以外的被征服地區被劃分為中原漢地和西域兩大部分。到他統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為界,將西域分為東西兩部,分別派員統治。到蒙哥時代,出現了這三個被征服區及其統治機構的正式漢文譯名,即燕京等處行尚書省、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轄有今新疆及其以西的河中諸城)、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轄阿姆河以西地區)。這后兩個“行尚書省”,像燕京行尚書省一樣,也是汗庭大札魯忽赤派駐在被征服區的常設分支機構,分別設立在別失八里(系從原先的忽氈遷至該地)和徒思城。穆斯林史籍往往稱兩處大斷事官為“大異密(amir-buzurg<yeke noyan)或者某某地區的“長官”(hajib,波斯語),稱必闍赤為“兀魯黑必闍赤”(ulugh bitikchi,ulugh)是突厥語,譯言大,或者khatib,波斯語,譯言書記官):與漢地世侯地位相當的統治階層,則多采用“篾力克”(malik,波斯語,地區世襲長官)的稱號;派駐在各城池中的蒙古監臨官,則稱作basqaq或者sahna,蒙古語達魯花赤或即來源于突厥語basqaq,而salina則是basqaq在波斯語中的對譯名詞。在三大斷事官行署建立以后,汗庭大斷事官的權力就基本上局限于對漠北本部實施行政管理,以及協調中央斷事官與它的三個分支機構之間相互關系的范圍。 


      因此,大蒙古國在將其版圖擴大到毗鄰的諸農業社會的最初半個世紀里,實際上是把草原體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樞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區,利用大斷事官制度和達魯花赤制度來控制在各地專制一方的世侯或者篾力克,由此實現對于被征服地區的間接的軍事一行政統治。這個制度體系,在十三世紀六十年代又發生了十分重大的變化。 


      1259年,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四川攻宋前線病死。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與正在江漢指揮作戰的他的哥哥忽必烈之間,立即爆發了長達四年的汗位爭奪戰爭。忽必烈利用漢地軍力財力和政治資源的優勢,最終奪得汗位。這一事件的歷史影響極其深遠。一方面,帳殿遠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術赤兀魯思曾經是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從此演變成大汗政令所不及的一個獨立政權;出鎮波斯的宗王旭烈兀,則乘機割據坐大,發展成為與大汗保持著“宗藩”名義的相對獨立的兀魯思。另一方面,在忽必烈以漢地力量為基礎戰勝并且重新控制漠北“祖宗根本之地”的過程中,大汗的統治中心自然地從漠北轉移到中原漢地,這又大大促進了大蒙古國統治體制進一步接納漢制影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十三世紀六十年代后元代官制的演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生的。 


      據《元史·世祖本紀》,中統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當日,“以祃祃、趙璧、董文炳為燕京路宣慰使”;翌月朔日,立中書省,但似乎僅任命了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為中書左丞。祃祃等三人的官號,據同時代記載實為“行六部于燕’。這正是燕京斷事官所屬大必闍赤的漢譯官號。是知所謂“燕京路宣慰使”的轄制地域,實際是整個中原漢地。惟當時未任命燕京大斷事官,恐怕由大必闍赤直接對王文統等人負責。忽必烈既沒有完全恢復在此之前已存在幾十年的燕京行尚書省建制,也沒有依照舊例,給予受大汗委任接管漢地的大必闍赤以“行中書省”的名義,這表明他從即位之初,就試圖突破大蒙古國的原有官制體系而進一步接納漢法。這樣的用心,也反映在汗庭中樞機構的組建形式中。中統初年,博爾忽曾孫、月赤察兒的胞兄木土各兒曾在開平行帳中擔任“丞相”,當時的丞相正是大斷事官一職的漢語譯稱。文獻提到土別燕部線真在中統初的活動時,亦稱他“線真丞相”,他很可能也是忽必烈即位時委任的大斷事官。但這時的大斷事官,其職權“惟專從衛宮閫諸事”,與從前相比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新成立的“中書省”中出現了過去不曾用過的中書平章政事、中書左丞、右丞等漢語官號,這些直接指揮燕京大必闍赤的官員,呈現出從大斷事官機構中游離出來,成為直接對大汗負責的朝中“執政”官員的趨勢。 


      這樣一種從蒙古舊制到新的制度體系的過渡狀態,不過維持了很短一個階段。忽必烈隨即又對行政中樞體制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 


      中統元年七月,忽必烈裁撤燕京路宣慰使司,改立燕京行中書省,原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趙璧分別擔任燕京行中書省丞相、行省平章政事,行省建左右司為幕府,司置郎官八員參佐機務,并分別掌管左、右兩房諸椽屬及所司文牘事宜,此外又置架閣庫官,奏事官、客省使等各色省屬掾吏。收儲玉器、緞匹的萬億諸庫、提舉漢地交鈔和榷貨等事的專設機構,這時也都直接隸屬行中書省。為擴充機構的需要,漢地十道宣撫使舉薦的數十名通曉錢谷簿書的儒士吏員,被驛召至燕聽候任用。按中原王朝體制的框架構建中樞機構的意圖,至此獲得最初的實施。 


      作為大汗中樞機構的分支,首先完成體制轉換的燕京行中書省,接著成為整個國家行政中樞向中原王朝制度體系過渡的重要依托。中統二年二月,燕京行省大小官員與其直接下屬漢地十道宣撫使奉詔北上。是年夏秋,他們在開平與大汗的大必闍赤一起考校中原民戶虛實,議定錢谷大計;討論和制定對穩定當時漢地政治秩序最緊要的若干施政條畫;與此同時,忽必烈在對燕京行省官員進行當面考察的基礎上,將在汗庭的執政班子和燕京行省的建制合并起來,加以擴大,進行比較全面的機構調整和人員充實。五月,元廷對原先極不完備的中書省大加充實、擴展,形成,由中書省右左丞相(各兩名)、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等組成的中書宰執會議(“都堂”)及其幕府機構左右司,直接受命于都堂的兩個并列的下屬職能部門是左三部(后來分為吏、戶、禮三部)、右三部(后來分為兵、刑、工三部),由它們分別承辦例行政務。中書省擴建后不久,又擬定將都堂及省府掾屬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隨駕“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于燕京。中、行兩省至遲在中統四年以前又再度合并,并將首腦機關駐地遷到燕京。 


      與前四汗時期的行尚書省、中書省不過是蒙古“國制”中大斷事官行署、大必闍赤官員的漢語對譯名稱不同,中統以后的中書省及行中書省(詳下)對草原舊制來說完全是外來的制度成分。正因為在蒙古國制中原不存在可以與它們相對應的制度成分,所以其機構及諸多官號只能以漢語音譯的外來詞匯形式進入當時的第一官方語言即蒙古語,如qing jungshu Shing (行中書省)、dlingsang(丞相)、bingjangjingshi(平章政事)、yiuching(右丞)、sooching(左丞)、samjing(參政)等。 


      與燕京行中書省相并列,自中統元年起在漢地還設有另一個中樞分支機構,即秦蜀行省(又稱陜西四川行省)。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蒙哥汗于1257年從忽必烈手里收回關中后建置的“陜西行尚書省”。在燕京、秦蜀兩大行省的轄區里,還陸續建立過一些從事征伐、括戶、宣撫新降軍民、頒行條格等專門任務的更帶臨時性的中樞分支,也稱為行省,如山東行省、西夏中興行省、北京行省、河東行省、南京河南府諸路行省、夔府路行省等等。中統后期,隨著燕京行省與中書省合并,其轄境基本上轉變為中書省的直隸政區,當時稱為“腹里”。在腹里以外的那些地方,部分帶臨時差遣性質的中樞分支經過幾番變動調整,逐漸演變為固定派遣在各地的常設中樞分支。至元后期,在較早平定的河南、云南、甘肅、陜西、四川、遼陽等地,行中書省建制先后確立。最早的原秦蜀行省被細分為甘肅、陜西、四川等幾個政區。在新征服的南宋地區,則建立起江浙、湖廣、江西、福建四個行省。這些行省的長官,不再以中書省官系銜,行省也就在這個時期從中樞機構派駐地方的分支演變為中書省領導下的最高一級地方行政機構以及最高一級的地方政區。 


      行省以下的行政區劃實行路、府州、縣制。路是在金朝總管府路的建制基礎上逐漸細分或增設而形成的。大體說來,中統以前,漢地路的建置基本上是沿金舊制而略有調整。但這時的路還是一種軍民兼管的單位。中統至元前期,因為在腹里周邊地區設路,北方路分有較大的增加,其性質則因李璮之亂的平定和軍民分職而轉變為地方的行政建制;平宋以后,路作為府州的上級政區推廣到南宋統治區,南方(包括四川)原安撫司路的治所和其他經濟文化較發達的府級政區,現在多被列為或升格為路級政區。云南建省以后,也陸續在那里設路,為數多達三十余個,超過中書省直轄的腹里地區的路分總數。 


      路的下轄政區,分為三類。一類是靠近路治所在的直轄縣;一類是路領州;還有一類是路領府,地位比路領州略高。路領州、府都可轄縣,有些府還領有屬州。此外,還有少數府、州不隸于路而直轄于行省。府的建制(含路領府和省轄府在內),全國不過三十余個,所以路的下級政區雖然府州并稱,其實主要還是州。  


        行省對所轄路分的控制,也按遠近的不同而有所區別。離省治較近(或離較近的腹里)的路分,直接受行省(或中書省)政令調度;較遠的路分,則經由該行省(或中書省)派出的常設機構宣慰使司(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安撫使司等)分轄加強與上級機關間的聯系。宣慰使司管轄地區稱為“道”。全國共設有二十余道宣慰使司或宣慰使都元帥府。 


      在中央和地方行政體系向中央集權化官僚制度過渡的同時,由樞密院——都元帥府(或都萬戶府)——各地萬戶構成的軍事指揮系統,和由御史臺、西臺、南臺及其所轄總共二十二道肅政廉訪司構成的監察系統,也在至元后期逐漸定型。至此,元朝職官制度的基本形態,遂得以確立,并且差不多直到元末,未再發生重大變化。 

    編輯:劉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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